“中国故事村”的法德传承
□ 本报记者 余东明 本报实习生 张若琂
“中国故事村”来头不小,《法制日报》记者慕名前去。9月份的秋老虎来势汹汹,和上海市区炙热的空气相比,城郊地区令人略觉凉爽。驱车一个半小时,车窗外的高楼大厦消失殆尽,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农田和碧绿的庄稼,新义村就位于上海市金山区与浙江省嘉善县的接壤之地,如果不是村口那块巨大的导引牌,任谁也不会将它与“中国故事村”联系在一起。
午后的村子是那么的安静,就连路边的蟋蟀都在打着瞌睡,新义村党支部书记尤利明却显得精神抖擞,他成了记者的向导。
32个民间故事
新义村内河道纵横,形成一张河网,主干河道由东向西贯穿全村,沿着河道全村被分为20个组,总面积大约6500亩。村子并不大,人口也算不上多,但古老的村落处处流露出历史文化的积淀。尤利明说,从古至今,我们这里流传着很多民间故事,最有名的是其中的32个,这些故事事关全村的一墙一瓦、一草一木、一家一族。
“中国有很多地方都和我们村一样,有着这样那样的民间故事,它们之所以能流传久远,归根结底都是劝人去恶、教人从善,它们的核心价值就是德治。”尤利明说。
几千年来,“德治”一直是中国儒家学说倡导的道德规范,以德化人、以德服人。新义村流传的民间故事,每一个都体现着这样的儒学传承。
据传,村里的大户人家方家坐船去杭州烧香,路遇轻生孕妇,不仅帮她接生,最后还收养了她的女儿；白蛇在水漫金山后负伤躲进新义村的杨家庵,村民对她处处照顾,遇到干旱后,原本在躲避天兵天将的白素贞不惜暴露身份,降下一场及时雨报答村民,最终被擒；被放生的鲤鱼为了报恩解了村里的洪涝之灾,还年年回来看望恩公等等……
2017年,国内多位作家在采风后,撰写了32篇民间故事,结集出版,取名为《白果树下金鸡啼——上海枫泾新义村民间传说选》,基于此,今年1月,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故事委员会授予新义村“中国故事村”的称号,这在全国尚属首次。
“任何的传说与民间故事,都应该有它流传下去的现实意义”,尤利明告诉记者,“我们向村里的老人求证,完善这些故事,并把它编纂成册,是想让村民们能够继续发扬‘德治’的精神。”
漫步新义村的乡间小路,凉亭下有纳凉闲谈的老人,摇着蒲扇谈笑风生；田间有耕作的农民,戴着金色的草帽低头“巡视”。在这里,人与人、人与物和谐默契、自然天成。
“中国故事村”果然名不虚传。
村民自编“小宪法”
在新义村,与“民间传说选”有着同样重要地位的,是另外一本小册子。村民习惯称之为“新义村村民小宪法”。2018年,新义村村委经过2年多的酝酿,在区委依法治区办的指导下,自编这本村民“小宪法”。尤利明说,“‘小宪法’其实就是我们村的村规民约,这是新时代实现村民自治的根本所在,是一种在德治基础上,进一步发挥法治力量的治理方式。”
早在2015年,新义村的村规民约就有了最初版本,后来不断丰富内容,规则愈加细化,最终成册的小册子巴掌大小,携带方便,共6部分37页,包括村民自治细则、“五个一家庭示范户”创建细则、信用管理和评价体系、分级奖罚。
记者看到,“小宪法”的每条规定都简洁明了,但又细致入微,如自治细则的第七章“村风民俗及邻里关系”,细致到“婚丧嫁娶不得超过3天,丧事提倡1天”。
尤利明生于斯长于斯,14年前退伍后回村,就到村委工作,他熟悉每户人家,也熟悉基层治理的大小事宜。他说,“‘小宪法’既符合道德规范,又体现法治精神,是村干部带着广大村民共同制定的,整个过程公开透明,是全村人的智慧结晶。”
据了解,新义村每周都有法律顾问坐班,村民如遇难事,可当面咨询。律师解答也是普法过程,一来二去,村民们弄懂弄通“小宪法”的治理功效,这本小册子也就成了村民办事解惑的教科书。
今年7月1日始,上海正式实施垃圾分类,新义村早在半年前就开始动员部署,宣传工作同步展开。但一开始有个别村民“不太配合”,其中就包括种植大户老王。
临近7月,眼看着垃圾分类就要开始强制执行,老王却无动于衷,这让村两委的干部非常头疼。他们带着“小宪法”和垃圾分类宣传材料,又去了老王家。“你翻翻‘小宪法’,垃圾分类涉及‘美丽庭院’示范户评选,做不好就一票否决。”村干部翻开“小宪法”逐字逐句念出来,老王终于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……
今年三月,村里张大爷家中的十几只兔子全被咬死,他怀疑是邻居家的狗所为,想实施报复,村干部获悉情况后,及时展开调解,调解的依据还是这本“小宪法”,并由此化解了这起“智子疑邻”的闹剧。
现在,新义村的“小宪法”日益成为村民遵纪守法、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。用尤利明的话说,这就是法德兼治的力量。
法德传承谱写新传奇
尤利明一直认为,村干部办公,一张桌子、一个电话就够了。“桌子用来接待村民,电话用来联系村民。”尤利明说,“当村干部,需要下到田间地头,进到门头灶边,万事都需问计于民、服务于民。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村民参与治理的热情和积极性。”
他还说,新义村是个大家庭,他希望通过法治的规范,德治的引导,在村里形成良好的自治氛围。
2015年,上海在全市开展新一轮全面拆违工作,相关文件指出,主动配合拆违的居民或村民可获得一定经济补偿。但尤利明却有不同的看法。“拆违是法律规定的义务,不应该获得补偿。”他带头向群众做工作,“遵纪守法的人不应该给违法者买单。”
村民们赞同尤利明的观点,虽然没有补偿,但拆违进行得异常顺利。“有商有量地跟村民沟通,让大家都有当家作主的意识和责任感,这样才能让工作顺利开展。”尤利明说。
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,村民自觉,是实现共治的重要推力。新义村在起草“小宪法”时,就特意联系了区发改委,并参照发改委的标准建立了新义村的信用体系。
这个信用体系既针对村干部,也针对村民。哪怕是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,也有相应的扣分机制,信用得分将最终影响村民能否获得贷款、申领补贴等福利,有着足够的约束力。
就是依靠这套村民信用体系,新义村培养了村民尊法守法学法用法的行为自觉和精神自觉。
“尤书记,‘利奇马’把树吹倒了,影响交通。”
“下大雨我的果林被洪水淹了,你们给想想办法。”……
尤利明感慨道,从前村干部是村民的管理者,大家都“怕”,如今,村干部是村民的服务者,大家都“亲”。
新义村正是依托道德教化和依法治村的力量,最终实现法德兼治,营造清新和谐、宽厚包容的村风村貌,并续写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新传奇。
（责任编辑：江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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